他給出的理由是，考慮到被推遲到2021年的第12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MC12）的舉辦日期，其繼任者可能在應對MC12這一重大會議時將非常倉促。
“即使MC12在2021年底舉行，但如要繼續待到我任期結束，我的繼任者也只有幾週的準備時間。我剛上任時就遇到了這種情況，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遠非理想。”阿澤維多解釋道。
“MC12極其關鍵，在推動既定談判議程、改革WTO和應對疫情三個方面都需要取得進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海南研究院院長、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不過WTO總幹事的遴選在當下絕非一件輕鬆的事情。在以往的遴選中，從正式提名到最後結果宣布，往往要經過將近半年的時間。
目前到阿澤維多卸任只剩下三個半月的時間了。崔凡指出，如果總幹事出缺，總理事會將從副總幹事中指定一位代理總幹事，直到新的總幹事得到任命為止。
崔凡表示，WTO的副總幹事除了中國籍的易小準，還有美國、德國和尼日利亞籍的三位貿易官員。在WTO協商一致原則的情況下，可能德國或者尼日利亞的兩位副總幹事更有可能被指定為代理總幹事。
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在18日的記者會上指出，WTO總幹事提出來要提前結束任期，中方尊重總幹事的決定。中國將和WTO的其他成員一道，努力確保WTO能夠繼續正常的運行，發揮作用。
歐美樂見其成
當下的WTO正在遭受攻擊，沖在最前面的就是其最主要創建者——美國。此次通過在任期結束前一年辭職，阿澤維多讓成員方有機會選擇一位重量級的繼任者。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聲明似有言外之意，“儘管WTO有很多不足之處，阿澤維多仍以優雅和穩健的方式領導著這個機構。”
“取代他將很困難。”萊特希澤表示，“在未來幾個月裡，美國期待著參與到新總幹事的選舉進程之中。”
特朗普政府的前白宮貿易官員威廉斯(CleteWillems)認為，“美國顯然（在WTO中）需要一個人。這個人將幫助推動關於發展中國家地位等問題的成果，但很難找到這樣的人。”“需要的是一個不會把WTO帶向官僚主義和聯合國式方向的人。”威廉斯指出，“因為如果這樣做了，你就可以和WTO說再見了。”
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位前貿易官員肖(KellyAnnShaw)則認為，阿澤維多的離開是WTO重振自身的一個契機。
他認為：“新的想法和大膽的改革將是在前進道路上成功遠航的必要條件。儘管阿澤維多做得很好，但也許（他的離開）將被證明是一件好事。”
實際上，歐盟方面亦是如此做出表示的。歐盟貿易委員霍根針對阿澤維多提前離職一事發聲明表示，目前WTO正面臨著重大挑戰，要求改革和提高效率的呼聲越來越高。
霍根指出，阿澤維多的聲明為選擇一名新總幹事提供了一個良好時機，新任總幹事能迎接並應對WTO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在這個關鍵和充滿不確定性的貿易時期，WTO必須迅速規劃出一條新的前進道路。霍根指出，“現在就著手進行繼任程序是有道理的，而不是等到明年，這樣就能對需要在2021年6月獲得第12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MC12）政策批准的龐大議程做出積極應對。”
霍根表示，新任總幹事將幫助成員方在塑造未來時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刻也不能浪費時間了。
輪到非洲籍總幹事了嗎?
據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目前已有的六位WTO總幹事中，歐洲人曾三次當選WTO總幹事，分別為愛爾蘭的薩瑟蘭（PeterSutherland）、意大利的魯杰羅（RenatoRuggiero）和法國的拉米（PascalLamy）。來自大洋洲和亞洲的總幹事各有一位，他們是新西蘭的穆爾（MikwMoore）和泰國的素帕猜（SupachaiPanitchpakdi），而阿澤維多來自南美洲的巴西，這意味著目前，尚未有一個來自北美、非洲或中東的人擔任過WTO的最高職位。
同時，綜合目前媒體報導顯示，非洲多國政府表示，繼來自巴西、法國、泰國和新西蘭的總幹事之後，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名一位來自非洲的候選人。
據悉，譬如肯尼亞前貿易部長、現任肯尼亞體育部長穆罕默德(AminaMohamed)就對此職位表現了興趣。她在WTO內部一些最重要的決策機構中擔任主席，並在2015年主持了在內羅畢舉辦的每兩年一次的WTO部長級會議。
穆罕默德近期表示，WTO的規則手冊需要改變。但她在公開採訪中只提出了一些有限的建議，比如簡化司法程序，以及提高政府扭曲貿易行為的透明度。目前穆罕默德正在尋求非洲各國政府的聯合支持。
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代理總幹事的產生恐怕不會輕鬆，而新任總幹事的產生就更加不容易了。
以往在總幹事的遴選過程中，競選人都要在各成員中游說爭取。在疫情之下，長途旅行可能會少一些，但各種磋商和競爭肯定是少不了的。他指出，目前曾經長期擔任世貿組織服務貿易司司長的埃及人麻木督哈（AbdelhamidMamdouh）以及現任WTO副總幹事尼日利亞人阿加哈（YonovFrederickAgah）已經明確表示了競選意向。
繼任者恐怕難產
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幾個因素使得這次遴選變得極其複雜。一是WTO在上訴機構停擺的情況下已經面臨危機。二是疫情的不確定性使得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抬頭。三是美國目前即將舉行的大選使得WTO的前途成為了一些政客的賭注。而這第三個因素恐怕是影響世貿組織總幹事遴選的關鍵因素。
阿澤維多希望在他今年9月離職前，總幹事繼任者能到位，但WTO成員方可能會決定將這一程序延長到明年，這或許能削弱特朗普政府對該任命的影響。2020年11月，美國將迎來第59屆總統大選。屆時，來自共和黨的現任總統特朗普和來自民主黨的美國原副總統拜登將參加競選。
對此，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的外國專家皆坦言，此次選舉同WTO改革的方向高度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等方面目前已經做好了兩手準備。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3月27日，中國、歐盟等16個世貿組織成員聯合聲明建立一個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MPIA），以部分取代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的功能。“毫不奇怪，美國沒有參加這一安排。”
據悉，目前歐盟已提名鮑威林教授（Prof.JoostH.B.Pauwelyn）作為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MPIA)中10名常設仲裁員的候選人。
MPIA的目標是在2020年7月底之前選出10名常設仲裁員，使他們能夠在必要時處理MPIA參與方之間的任何上訴案件。霍根(PhilHogan)曾致信100多個WTO成員方的貿易部長，邀請他們加入MPIA。
對此，WTO上訴機構前首席法官巴克斯（JamesBucchas）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認為這種努力可以在美國對上訴機構危機立場頑固的情況下，使該體係正常運轉。”
所有參與方都承認，這種安排的弊端在於，美國並沒有加入。巴克斯坦言，因此這些國家與美國的爭端就無法用這種方式解決，而必須通過傳統的爭端解決機制。
“我認為，這是一項值得努力的工作，可以使WTO成員受益。”巴克斯指出，但是無論過渡期有多長，最終長期的解決方案都是恢復上訴機構，並使其能夠像過去25年一樣獨立運作，按照國際公法習慣原則履行WTO義務。
崔凡則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也許未來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WTO：其成員方還沒有徹底放棄它，它的規則的約束力越來越弱，但仍然起到一種道義約束的作用，這是一個半叢林競爭的時代。
如果一位新的總幹事最終產生，看著漸行漸遠的尊法派（注：在歷史上，美國曾被稱為多邊貿易體制的尊法派，即強調規則的約束性），他或者她將如何領導世貿組織走出泥潭？崔凡指出，而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者，中國將如何和新的總幹事合作以維護和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